游强进

今天的人们，感受不到更想象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的鼎盛和在文化娱乐中的独尊地位。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自1979年至1985年入职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6年。初入职时，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2月，正好经历了电影市场从“文革”中万马齐喑到百花齐放的进程。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10岁的时候。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九大。记得在酷热难耐的这年八九月间，我和大人们一起在孝感县人民广场的草地上等待九大的纪录片放映。等啊、等啊，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九大的电影拷贝终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到了。当银幕上泛起荧光、雄壮的“东方红”音乐响起，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现在眼前，大人们欢声雷动，孩子们又蹦又跳，全场人声鼎沸，一片欢腾。这是我记忆中的首次“触电”。就在这年国庆节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恋爱中的舅父舅母带我到孝感县电影院看了一场国庆20周年的纪录片。阅兵时解放军官兵正步走时铿锵有力、步伐一致、刚劲均匀、整齐划一如排山倒海般的印象就是那次铭刻在记忆中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17年的文化艺术工作打上“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印记，这期间拍摄的绝大部分电影都成为了“毒草”。自1967年至1973年，既未拍摄新的艺术影片，也不允许17年间的众多艺术影片放映，大量拷贝封存在片库里，形成了长时间的影坛空白。就在这一时期，翻来覆去、看来看去的，就是《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铁道卫士》《奇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几部故事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半夜鸡叫》《收租院》几部动画片和纪录片，以及在放映这些影片前加映的《新闻简报》。由于看得太多，这些影片中如“告诉同志们，仗是有得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滑（南征北战》）”、“不见鬼子不拉弦（《地雷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要放空枪（《地道战》）”“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英雄儿女》）”等对白，老少妇孺都能信手拈来、张嘴就会、1970年以后，陆续拍摄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8部“样板戏”影片和以“样板戏”的“三突出”标准创作的《龙江颂》《杜鹃山》《沂蒙颂》等现代剧影片。整十年间，中国大地就只有这些“样板戏”电影和为数极少的老电影。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越南的《琛姑娘的松林》《阿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等。记得那年咸宁县化肥厂放映《多瑙河之波》，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逃课跑去看电影，结果第二天被老师狠剋了一顿。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称电影是“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中国的新闻简报”。人们喜欢看外国电影。因为样板戏电影已将所有的情感线索删除得一干二净，惟有在外国电影中还能看到惊鸿一瞥的对个人情感的重视，有生活、爱情这些在那时出现的文艺作品中匪夷所思的私人话语。

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这几部故事影片，后来长影、北影、上影和八一厂又相继拍摄了《创业》《侦察兵》《闪闪的红星》《火红的年代》等。至今我还记得放映这几部电影时的情景，那真是人头攒动，万人空巷。为了买张票，人们不惜挤破衣衫；为了看电影，人们可以通宵不眠。时间再晚，耽搁不了人们看电影的激情；路程再远，阻挡不了人们看电影的脚步。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来到了位于温泉大队第六小队的文教卫知青点（今职业学院）。知青中有文化局长、电影公司经理的孩子，看电影就不算是难事。因为打倒“四人帮”后，“文革”前拍摄的影片陆续解禁，又随着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等发达国家电影的引进，人们长久的文化饥渴瞬时得到浇灌，久违的观影热情犹如岩浆一般迸发，不论是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还是外国片，只要新片上映，都趋之若鹜，莫不一睹为快。像京剧《野猪林》、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越剧《红楼梦》这样的戏曲片凌晨两点都还要安排放映。这种氛围、这种情绪，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知青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无动于衷。为了看到长达470分钟近8个小时的苏联纪实故事影片《解放》，我们点上的男女知青手拉手蹚过温泉月亮湾，翻过高墙，躲进一九五医院礼堂的银幕后面看那反过来的“主攻方向”部分；《刘三姐》上映时，我们几个男知青甚至连续在地区大礼堂（今文化广场）连看了3遍，饿了就跑到餐馆买一个肉包子，吃完再看。记得刚下放没几天，我们观看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时，错把武汉第三砖瓦厂的青工当成温泉镇的下放知青，和他们打了一架。当得知真相后，感到后怕的我们把温泉镇和大队开欢迎会时摆的烟、酒偷偷掖在怀里送给青工们来“带和”。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欢腾的小凉河》和《春苗》《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一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文艺中的中的一株毒草！

那个年代的人也“追星”，但追得内敛、追得含蓄、追得温馨，因为是在心里对他（她）的喜欢和效仿。喜欢的是角色，效仿的是憧憬有一个他（她）相伴相随。当年《刘三姐》中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秦怡在《女篮五号》中饰演的林洁和《摩雅傣》中饰演的依莱汗、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中宋连玉饰演的江莲玉、日本电影《追捕》中中野良子饰演的真由美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平凡的岗位》中的扎娜这几个角色，就是当时留在我们脑海中最清晰、最难忘的女性形象，就是在心中追的星。对比今天的“追星”现象，我们还是喜欢挚朴、真实、内在而不带功利的“追星”。记得多年以后有一次从重庆飞返武汉，一下飞机就被一群痴狂的追星族吓倒了。他们挥舞着鲜花、横幅大蹦大跳、大喊大叫“可唯可唯，大有可为”。原来同机下来的是歌手郁可唯。我一愣：这不就是坐我旁边的那位吗？再看如今一些追星族，盲目沉溺于明星的容貌、举止、衣着，飘渺空泛，荒废学业，虚度光阴，有何益处？

1979年2月，我和3位女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分别进入地区电影公司和新华书店。我分在地区电影公司宣传股工作。彼时电影仍处于兴盛时期。《大众电影》杂志印数可以达到令人啧舌的800万份，还一册难求；一套电影明星挂历，可以挂在千家万户。8分钱一张的电影票，一票难求；3分钱一张的《电影介绍》小报，也能卖出3000份。新片上映时，我们自己也要想方设法从售票师傅那儿购得几十百把张票，以应朋友亲戚熟人之需；也要找大礼堂的经理们说上几句好话，把没买上票的影迷们捎进影院里，或站在走道边或蹲在过道上看电影。像《少林寺》《白发魔女传》等影片上映时，电影院门前人流如潮，夜如白昼，通宵达旦，那场景真是热闹非凡，说如同狂欢节一点儿也不夸张。

在宣传股，我是两任副股长方晓、曾昭津的兵。编简报，整材料，写讲话，办小报，分资料，这就是全部工作。那时每部影片都配套有台本、海报、宣传画、说明书“四件套”的宣传资料，我们要把它们捆好后作好标记，凌晨送往汽车站，送到开往各县的班车上。为此，我还学会了骑三轮车。后来又自建了暗室，搞起了摄影。今天知晓一点关于摄影的角度、构图、用光，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

回顾当年电影公司的热络，直到今天也让人怀念和振奋。温泉地区的第一辆丰田面包车，是电影公司的应急跑片车；公司领导们考虑的，是每月或每周给职工们发什么福利；影院售票员凭着几张电影票，可以托人安排子女工作。在通山县洪港，看到抱着孩子的少妇、柱着拐杖的老妪和满头银发的老汉们蜂拥着走进电影院来看《卷席筒》，心里涌出庆幸之情；在阳新县三溪，由于洪水冲毁路基，我在那儿滞留3天，天天活水炖活鱼就高梁酒，味蕾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其鲜美至今难忘，其味道今天似也难寻了。

1985年5月，在录像和电视的冲击下，电影已显頹势的时候，我离开了电影公司。电影岁月里，我得到了许多，当然也失去了些许。但人生往往如此。能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便是极处。都说喜爱和执着是一对孪生兄弟，惟有喜爱才会执着，就像李白所言，“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自已又何尝不是如此？从看电影到爱电影，再到今天对电影的坚守，一本不差地保存着1979年复刊后直到2009年的《大众电影》杂志。1984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银幕上的故事》是电影岁月留下的足迹，发表于2003年第七期《大众电影》的那篇《1976，那本大众电影……》就是心迹的坦露。而在电影公司的岁月里，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并走到今天，自然是生活中最甜蜜的记忆之一了。

（作者系咸宁市政协原秘书长，原载《咸宁日报》2023年08月09日第08版）